第241章 国策建设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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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1章 国策建设(1)
所谓国策建设受到干扰的问题,周学熙是有切身体会的,这个意见,孙中山作为全国铁路督办已经发过几次牢骚,但是,没有在秦时竹面前讲,不是因为不敢,而是他能够理解秦时竹和陆尚荣等人的做法。
一直以来,国防军都在铁路建设大军中募集兵员,一般说来,只要接受过3个月以上的铁路建设,基本上都拥有符合当兵的标准。包括纪律性、吃苦耐劳性等等,与修建铁路相比,国防军的出身和收入毕竟要好上不少,除了每月的薪水比筑路大军多以外,更重要的还有提拔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契机。
国防军经常用筑路出身的军官来现身说法,主要就是最早那批参军的工人,因为表现勇敢,再加上恰逢战争,一年有余,已经从大头兵一个变成了排长,一身笔挺的军装,配上锃亮的皮靴,要多威风有多威风,再加上国防军的节节胜利,早就惹得这些棒小伙子心里痒痒。铁路建设的几个月里,早就开了眼界,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,哪里会不去?只怕自己报不上名,只怕自己身体不够格,只怕别人不挑自己。
国防军获得了稳定的兵员,对总统的征兵主意是非常欢迎。但是,事情总有两面性,征兵是有保障了,筑路大军就面临着不够稳定的问题。棒小伙子没过几个月就被挑走,剩下就只能是身体不合格或者有其他问题的,再者,落选者本人也要唉声叹气好几天。
再到后来,连新进入筑路大军的小伙子也变得有些浮躁,天天盼着征兵队伍前来点验。虽然说,征兵的时候还有听取铁路建设方对于兵员工作期间表现的一面,但是,鉴于很多时候建设和国防是冲突的,这种陈述并不可靠。那些修路一般的刺头,被建设方说成是优良兵员,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,则被说成是刺头。虽然,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,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,训练也要麻烦得多,很多问题暴露后,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,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,也会有所改观。
因此,听到这个事情,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,得好好讨论。
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,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,在逐鹿行动开始前,铁路要通到新疆——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,距离哈密都还很远,何况迪化?没有铁路,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。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,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?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,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,在偏远地区,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。左宗棠平疆,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,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,何况,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,而逐鹿行动,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——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,情况会更恶化。空中补给,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,小分队可以,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。
除了中亚方向外,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。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,可蒙古和新疆一样,也是地广人稀,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。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,只有东路,即从黑龙江、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,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。
有一句叫做,为了供应后勤,需要1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——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,如果铁路畅通,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-3倍,所以,无论如何,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,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。
当然,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,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,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。在他看来,制约中国铁路,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,只要有3个因素:第一,财力不够,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;第二,机械化程度太低,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,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,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;第三,才是人力问题。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,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。稀缺到什么程度呢?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,国内却要管理2000-3000的队伍,在变通的办法下,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,但还是远远不够,普通的筑路工人,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,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,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。
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?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,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,恰恰相反,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,这种热忱和责任感,是以往无法比拟的,特别是,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。那么,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。而秦时竹说讲到的3个方面问题,在客观上确实存在,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,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。卡住劳动人口,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,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,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——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,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。
秦时竹笑了,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。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3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,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。在普通农村,“好男不当兵、好铁不打钉”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,除了太平天国时期,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以“名教”和“祖宗”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,几乎没有农民直接被动员后参加军队而成功的例子,见得最多的,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。
但是,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,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,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、有战斗力的军队。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,吃苦耐劳的品质,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,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。这也是后世共产党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,强征入伍、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,而共产党通过诉苦教育,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,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。等到了要紧关头,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。
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,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。当然,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,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,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、纪律性,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,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,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。固然,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,但作为最高统帅,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、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,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。
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,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、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、装甲兵、通信兵、航空兵、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,而工人阶级,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。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,即,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,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,通过层层抽水,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;战后,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,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,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。
这个巨无霸式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,以至于连克虏伯、莱茵钢铁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,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,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这种体制,不必说,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,但至少在现在,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,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。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,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。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,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,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。
比如,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,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,用军事不行,用政治无果,用经济就轻而易举——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、电力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航运、金融等等供应,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。
所以,按照这个道理,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,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……
但是,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,解释得太多,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,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——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,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。所以,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。
固然,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,但可以加以伪装,毕竟,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,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,因此,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。
“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,也毋庸讳言,但是,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。”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,“建设是一个层面,更重要的是,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,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。”
“从古至今,中国的行政统治,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,县级以下,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,表面上看,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,但在实际上,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。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……远的的不说,但说长毛初起之时,地方应对失措,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。”
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,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——庞大的统治金字塔,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,到处都是官僚,但真正干事的很少。一个决策,从中央制定之后,要经过省、道、府、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,然后才能到县级,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,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。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,无论是政、军、财、法、学,到了县里,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,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。运作顺畅之时,相得益彰,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,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,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,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,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,极少愿意投入资源,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,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,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。
因此,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,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,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,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,甚至已经进行试点,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。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,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,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——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,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,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。
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,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,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,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,经历过动员,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。
第241章 国策建设(1)
所谓国策建设受到干扰的问题,周学熙是有切身体会的,这个意见,孙中山作为全国铁路督办已经发过几次牢骚,但是,没有在秦时竹面前讲,不是因为不敢,而是他能够理解秦时竹和陆尚荣等人的做法。
一直以来,国防军都在铁路建设大军中募集兵员,一般说来,只要接受过3个月以上的铁路建设,基本上都拥有符合当兵的标准。包括纪律性、吃苦耐劳性等等,与修建铁路相比,国防军的出身和收入毕竟要好上不少,除了每月的薪水比筑路大军多以外,更重要的还有提拔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契机。
国防军经常用筑路出身的军官来现身说法,主要就是最早那批参军的工人,因为表现勇敢,再加上恰逢战争,一年有余,已经从大头兵一个变成了排长,一身笔挺的军装,配上锃亮的皮靴,要多威风有多威风,再加上国防军的节节胜利,早就惹得这些棒小伙子心里痒痒。铁路建设的几个月里,早就开了眼界,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,哪里会不去?只怕自己报不上名,只怕自己身体不够格,只怕别人不挑自己。
国防军获得了稳定的兵员,对总统的征兵主意是非常欢迎。但是,事情总有两面性,征兵是有保障了,筑路大军就面临着不够稳定的问题。棒小伙子没过几个月就被挑走,剩下就只能是身体不合格或者有其他问题的,再者,落选者本人也要唉声叹气好几天。
再到后来,连新进入筑路大军的小伙子也变得有些浮躁,天天盼着征兵队伍前来点验。虽然说,征兵的时候还有听取铁路建设方对于兵员工作期间表现的一面,但是,鉴于很多时候建设和国防是冲突的,这种陈述并不可靠。那些修路一般的刺头,被建设方说成是优良兵员,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,则被说成是刺头。虽然,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,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,训练也要麻烦得多,很多问题暴露后,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,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,也会有所改观。
因此,听到这个事情,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,得好好讨论。
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,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,在逐鹿行动开始前,铁路要通到新疆——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,距离哈密都还很远,何况迪化?没有铁路,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。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,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?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,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,在偏远地区,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。左宗棠平疆,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,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,何况,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,而逐鹿行动,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——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,情况会更恶化。空中补给,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,小分队可以,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。
除了中亚方向外,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。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,可蒙古和新疆一样,也是地广人稀,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。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,只有东路,即从黑龙江、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,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。
有一句叫做,为了供应后勤,需要1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——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,如果铁路畅通,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-3倍,所以,无论如何,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,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。
当然,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,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,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。在他看来,制约中国铁路,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,只要有3个因素:第一,财力不够,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;第二,机械化程度太低,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,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,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;第三,才是人力问题。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,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。稀缺到什么程度呢?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,国内却要管理2000-3000的队伍,在变通的办法下,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,但还是远远不够,普通的筑路工人,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,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,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。
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?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,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,恰恰相反,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,这种热忱和责任感,是以往无法比拟的,特别是,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。那么,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。而秦时竹说讲到的3个方面问题,在客观上确实存在,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,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。卡住劳动人口,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,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,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——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,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。
秦时竹笑了,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。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3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,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。在普通农村,“好男不当兵、好铁不打钉”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,除了太平天国时期,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以“名教”和“祖宗”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,几乎没有农民直接被动员后参加军队而成功的例子,见得最多的,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。
但是,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,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,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、有战斗力的军队。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,吃苦耐劳的品质,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,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。这也是后世共产党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,强征入伍、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,而共产党通过诉苦教育,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,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。等到了要紧关头,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。
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,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。当然,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,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,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、纪律性,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,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,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。固然,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,但作为最高统帅,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、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,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。
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,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、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、装甲兵、通信兵、航空兵、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,而工人阶级,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。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,即,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,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,通过层层抽水,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;战后,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,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,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。
这个巨无霸式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,以至于连克虏伯、莱茵钢铁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,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,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这种体制,不必说,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,但至少在现在,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,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。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,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。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,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,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。
比如,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,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,用军事不行,用政治无果,用经济就轻而易举——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、电力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航运、金融等等供应,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。
所以,按照这个道理,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,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……
但是,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,解释得太多,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,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——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,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。所以,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。
固然,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,但可以加以伪装,毕竟,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,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,因此,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。
“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,也毋庸讳言,但是,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。”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,“建设是一个层面,更重要的是,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,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。”
“从古至今,中国的行政统治,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,县级以下,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,表面上看,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,但在实际上,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。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……远的的不说,但说长毛初起之时,地方应对失措,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。”
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,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——庞大的统治金字塔,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,到处都是官僚,但真正干事的很少。一个决策,从中央制定之后,要经过省、道、府、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,然后才能到县级,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,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。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,无论是政、军、财、法、学,到了县里,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,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。运作顺畅之时,相得益彰,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,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,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,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,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,极少愿意投入资源,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,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,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。
因此,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,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,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,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,甚至已经进行试点,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。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,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,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——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,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,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。
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,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,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,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,经历过动员,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