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0章 倒袁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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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项是关于子女教育:条例明确规定,凡服役满三年,其一名直系子女可免除3年的基础教育费用,今后服役期每延长一年,相应的免除年限也予以延长,当然,可以折半使用(如服役六年,可以免除两个子女的三年费用,也可以免除3个子女的两年费用,具体如何选择由本人申请,一经确定不得更改);在服役期间负伤的将士,其子女可以永远免除教育费用(一直到不能继续升学为止),若是负伤后丧失劳动能力,不仅永远免除,还可以在就读期间享受助学金待遇……若是阵亡将士的遗孤,将由政府抚养成人,期间所有费用一概由政府承担。
本来在制定优抚条例时,蒋方震等军人由于受旧时代思想的束缚还没有考虑这么多,以为只发放抚恤金就可以了,后来秦时竹亲自干预,指示制定如此的优厚条件,凡军队高层无不深为感动。
“很好,这个条例基本符合我的要求,可以提交议会表决通过。”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,“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制定如此优厚的条件?这样的条件,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……”
“这是大帅爱兵如子的最好表现。”
“这是一个方面,还有一个方面,百里兄你说说这是为什么?”
“这能很好地鼓舞士气,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很有好处。自古以来,中国有好男不当兵。好铁不打钉地习俗,但建设一个强大国家,实现民族复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依托是不行的。=我在日本学习时。感受最深地就是他们那种以当兵为荣,为国战而勇的志气……”
“百里的话很有道理。我们建设军队,要从两方面下手,一方面是装备,只有好的装备,才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,另一方面要从士兵上下手,没有勇敢作战的士兵。没有大智大勇的将帅,纵然有好的装备,也同样是不能取得胜利地……鸦片战争以前,我们过于迷信人的因素,迷信道德因素,认为只要我不犯人,人就不会来犯我,结果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闷棍;后来又片面迷信船坚炮利,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可以抵御外辱,但没有重视人心。结果到甲午的时候。这么大的北洋舰队被人家一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……”秦时竹正色道,“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与俄军的交手中获胜,其实就是扣住了这两个方面,既有装备因素,更有将士齐心,三军用命的因素……”
张孝准补充说明道:“各位在外面带兵的将军可能不知道,每次接到你们的战报,得知胜利的喜讯,咱们大帅都是非常高兴,但得知我军的伤亡。又很难过。特别是那些在天寒地冻中因为行军、作战而冻伤、阵亡地将士,更是心如刀绞……可接下来地战斗命令还是不得不执行。”
“所以,我们必须善待将士。古人说得好,君王视臣下为心腹,臣下就愿效死,现在是共和时代了,但这条规律还是不错。xiaoshuo520你们当将军的。如果不依靠手下将士拼命,哪里来的功勋?我出台这个政策。就是要在制度上保证军心、士气,提升战斗力,也方便你们带兵。”
众人肃然,齐声回答:“谨遵大帅教诲。”
何峰调侃道:“都说慈不掌兵,咱们大帅是又仁慈,又能掌得兵啊……”随即大笑。
秦时竹狠狠瞪了他一眼,谁要你在这当口开玩笑的?不过脸上还是没有大反应,问道:“老何,人心的事情就这么定了,装备的事情怎么办?”
众将一听,立即来了兴趣,都眼巴巴地盯着何峰。
何峰不慌不忙地说:“根据预算,所有部队7月前完成换装。”
“等等。”秦时竹摆手道,“七月太缓,六月前全部完成如何?”
“只要资金没问题,生产就没问题。”何峰答应得很爽快。
“资金自然没有问题,政府拨款的500万临时军费已经到位,我同意本年度全部使用。”众人大喜-仿日本92式步兵炮)已经开发成功,可以开始装备部队,替换原有的山炮。此炮重量轻,不到450斤,携带方便,火力猛,射程也较山炮要远。”
按照北疆国防军的惯例,最新装备一般由教导总队试验,然后优先装备战备部队,因此,几个战备部队的长官都是笑逐颜开,预备部队地也是喜形于色,尽管抢不到最新装备,但能够获得战备部队换装下来的山炮,也令人高兴。别看山炮在北疆成了边缘角色,但在其它派系眼中还是香饽饽呢!
“另外,缴获的俄军装备,除火炮用于日常训练外,拟将其余一律封存,待到紧急关头使用。”事实上,所谓紧急关头使用,只是一个幌子罢了,何峰早就和秦时竹商量过了,这批装备是决计不还俄国了,等一战开始后俄国紧缺军火时,再卖给对方赚大钱。
“这次召集大家开会,还有两个重要的议程,第一是抽调此次参加与俄作战的部分将士作经验报告,到各部队巡回讲演,传授战斗经验,激发士气,各部长官要认真学习,总结经验教训;第二是布置整训任务,由于新编组了部队,人员、驻地等各方面调动都比较大,因此我要求大家尽快将部队整顿完毕,今年七月中旬,也就是换装完毕后,我们要开展合成战术演习。”
“是!”众将齐声答应。
“经验交流、学习由总政治部主管;演习方案由参谋部具体制定,四月底之前务必给我过目。”
“是!”
让袁世凯大失所望、惊恐不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4月2日、3日,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先后将应桂馨、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。此时,原本远在日本孙中山已接到黄兴地电报。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,极为悲痛,立即从长崎致电,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地原因,然后本人迅速收拾行装回国。
黄兴消息灵通,已隐约得知了内幕,心情很是沉痛。在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地强烈要求下(其实他们不要求,秦时竹也会要求程德全等人公开证据)。4月5日,程德全等人将查获地函电证据公诸于世。其中最重要地也是最确切的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。
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,舆论哗然,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。在孙中山、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(此时人民党的舆论也汇集到了国民党一边,形成了合力),程德全在公布宋案证据地同时,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由,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。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,逮捕洪述祖,追究主名。他们所说的“主名”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。
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******真面目。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。在他看来,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,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,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。当然,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,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,要求严究宋案主名。
收到这样的电报,老袁自然是急得不行。一方面情况对己已是不利,另一方面国会马上就要召开,他生怕即将召开的国会将他从总统的位子上赶下来。*更怕国会质询赵秉钧,最后供出自己。但他又不敢拖延国会地召开,一旦这样,在法理和政治上只能更加被动。
4月8日,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还是按照先前通告,在北京新落成地众议院议场举行。这天风和日暖,街市通悬国旗。自上午9时起。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。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,众议员五百零三人。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,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,每个人都喜气洋洋。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,出席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,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,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。
10时,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鳖宣布典礼开始,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,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,反应稍微有些大,这样重大的日子,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,不得不让人费思量。
原本国会开幕,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的,但是由于宋案发生,京城谣言四起,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:“自正式国会召开后,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,若袁世凯前来,不当其为大总统,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,绝不列队欢迎。”为避免这样的难堪,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,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:“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,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,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。世凯亦国民一分子,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”,并高呼“中华民国万岁!民国国会万岁!”
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和杨士琦的卖力表演,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“宋案”地幻想,至于国会中人民党的议员,则是一副高调,他们所筹划的,是如何尽最大努力控制住两院。
配合着程德全、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、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,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剧烈的抨击。黄兴满怀悲愤,奋笔书写了挽联一副,上联是:前年杀吴禄贞,去年杀张振武,今年杀宋教仁;下联是,你说是秦时竹,他说是赵秉钧,我说是袁世凯!此联一出,立即传遍大街小巷,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刊登。
在秦时竹有条不紊地布置应对方针时,国民党对“宋案”究竟如何处理,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。
孙中山从日本返沪地当天晚上,就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,陈其美、廖仲恺、居正、戴季陶等一干国民党高层都参与。由于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毫无疑问,孙中山对袁世凯地幻想完全破灭,主张速战。
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:“袁世凯此人,天性恶民,反复无常,固其一端;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,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,这其中,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,乃是我犯下的最大地政治错误;二是因为在中国,**之毒麻木人心,习于旧污者,视民主政体为仇敌,欲除之以为快,这些封建遗老和祟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,以其为推翻民国之工具,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。一句话,袁世凯现已成了反动势力的总代表。”
大家点头表示同意,袁世凯是非去不可,但如何操作呢?在事实上颇有难度。
孙中山继续讲武力倒袁的必要性:“经过宋案,袁世凯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已经可见一斑,狙杀遁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,向六国借款练兵用于军队,便是第二步,往后,还有更狠毒更器张的第三步、第四步……看起来,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。”
他催促道:“诸位,有何见解,请发表吧。”
黄兴虽然愤怒,但还不失冷静,说道:“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,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,罪证确凿,法律斗争权为有利,攻势也强。”此言一出,得到了居正、戴季陶等稳健派的支持。
孙中山不以为然,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:“不不,依我之见。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,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。宋案证据确凿,人心激昂,民气奋发,正可及时利用,否则时机一纵,后悔无及。”
黄兴迟疑了一下,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也曾闪过一念,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情之时,兴师问罪,兴兵讨伐。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,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,势薄力单,实在难以与北洋军作战。民国既已成立,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,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,急遽发难,必致大局糜烂。”
另外一项是关于子女教育:条例明确规定,凡服役满三年,其一名直系子女可免除3年的基础教育费用,今后服役期每延长一年,相应的免除年限也予以延长,当然,可以折半使用(如服役六年,可以免除两个子女的三年费用,也可以免除3个子女的两年费用,具体如何选择由本人申请,一经确定不得更改);在服役期间负伤的将士,其子女可以永远免除教育费用(一直到不能继续升学为止),若是负伤后丧失劳动能力,不仅永远免除,还可以在就读期间享受助学金待遇……若是阵亡将士的遗孤,将由政府抚养成人,期间所有费用一概由政府承担。
本来在制定优抚条例时,蒋方震等军人由于受旧时代思想的束缚还没有考虑这么多,以为只发放抚恤金就可以了,后来秦时竹亲自干预,指示制定如此的优厚条件,凡军队高层无不深为感动。
“很好,这个条例基本符合我的要求,可以提交议会表决通过。”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,“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制定如此优厚的条件?这样的条件,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……”
“这是大帅爱兵如子的最好表现。”
“这是一个方面,还有一个方面,百里兄你说说这是为什么?”
“这能很好地鼓舞士气,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很有好处。自古以来,中国有好男不当兵。好铁不打钉地习俗,但建设一个强大国家,实现民族复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依托是不行的。=我在日本学习时。感受最深地就是他们那种以当兵为荣,为国战而勇的志气……”
“百里的话很有道理。我们建设军队,要从两方面下手,一方面是装备,只有好的装备,才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,另一方面要从士兵上下手,没有勇敢作战的士兵。没有大智大勇的将帅,纵然有好的装备,也同样是不能取得胜利地……鸦片战争以前,我们过于迷信人的因素,迷信道德因素,认为只要我不犯人,人就不会来犯我,结果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闷棍;后来又片面迷信船坚炮利,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可以抵御外辱,但没有重视人心。结果到甲午的时候。这么大的北洋舰队被人家一个蕞尔小国打得落花流水……”秦时竹正色道,“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与俄军的交手中获胜,其实就是扣住了这两个方面,既有装备因素,更有将士齐心,三军用命的因素……”
张孝准补充说明道:“各位在外面带兵的将军可能不知道,每次接到你们的战报,得知胜利的喜讯,咱们大帅都是非常高兴,但得知我军的伤亡。又很难过。特别是那些在天寒地冻中因为行军、作战而冻伤、阵亡地将士,更是心如刀绞……可接下来地战斗命令还是不得不执行。”
“所以,我们必须善待将士。古人说得好,君王视臣下为心腹,臣下就愿效死,现在是共和时代了,但这条规律还是不错。xiaoshuo520你们当将军的。如果不依靠手下将士拼命,哪里来的功勋?我出台这个政策。就是要在制度上保证军心、士气,提升战斗力,也方便你们带兵。”
众人肃然,齐声回答:“谨遵大帅教诲。”
何峰调侃道:“都说慈不掌兵,咱们大帅是又仁慈,又能掌得兵啊……”随即大笑。
秦时竹狠狠瞪了他一眼,谁要你在这当口开玩笑的?不过脸上还是没有大反应,问道:“老何,人心的事情就这么定了,装备的事情怎么办?”
众将一听,立即来了兴趣,都眼巴巴地盯着何峰。
何峰不慌不忙地说:“根据预算,所有部队7月前完成换装。”
“等等。”秦时竹摆手道,“七月太缓,六月前全部完成如何?”
“只要资金没问题,生产就没问题。”何峰答应得很爽快。
“资金自然没有问题,政府拨款的500万临时军费已经到位,我同意本年度全部使用。”众人大喜-仿日本92式步兵炮)已经开发成功,可以开始装备部队,替换原有的山炮。此炮重量轻,不到450斤,携带方便,火力猛,射程也较山炮要远。”
按照北疆国防军的惯例,最新装备一般由教导总队试验,然后优先装备战备部队,因此,几个战备部队的长官都是笑逐颜开,预备部队地也是喜形于色,尽管抢不到最新装备,但能够获得战备部队换装下来的山炮,也令人高兴。别看山炮在北疆成了边缘角色,但在其它派系眼中还是香饽饽呢!
“另外,缴获的俄军装备,除火炮用于日常训练外,拟将其余一律封存,待到紧急关头使用。”事实上,所谓紧急关头使用,只是一个幌子罢了,何峰早就和秦时竹商量过了,这批装备是决计不还俄国了,等一战开始后俄国紧缺军火时,再卖给对方赚大钱。
“这次召集大家开会,还有两个重要的议程,第一是抽调此次参加与俄作战的部分将士作经验报告,到各部队巡回讲演,传授战斗经验,激发士气,各部长官要认真学习,总结经验教训;第二是布置整训任务,由于新编组了部队,人员、驻地等各方面调动都比较大,因此我要求大家尽快将部队整顿完毕,今年七月中旬,也就是换装完毕后,我们要开展合成战术演习。”
“是!”众将齐声答应。
“经验交流、学习由总政治部主管;演习方案由参谋部具体制定,四月底之前务必给我过目。”
“是!”
让袁世凯大失所望、惊恐不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4月2日、3日,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先后将应桂馨、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。此时,原本远在日本孙中山已接到黄兴地电报。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,极为悲痛,立即从长崎致电,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地原因,然后本人迅速收拾行装回国。
黄兴消息灵通,已隐约得知了内幕,心情很是沉痛。在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人地强烈要求下(其实他们不要求,秦时竹也会要求程德全等人公开证据)。4月5日,程德全等人将查获地函电证据公诸于世。其中最重要地也是最确切的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。
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,舆论哗然,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。在孙中山、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(此时人民党的舆论也汇集到了国民党一边,形成了合力),程德全在公布宋案证据地同时,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由,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。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,逮捕洪述祖,追究主名。他们所说的“主名”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。
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******真面目。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。在他看来,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,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,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。当然,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,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,要求严究宋案主名。
收到这样的电报,老袁自然是急得不行。一方面情况对己已是不利,另一方面国会马上就要召开,他生怕即将召开的国会将他从总统的位子上赶下来。*更怕国会质询赵秉钧,最后供出自己。但他又不敢拖延国会地召开,一旦这样,在法理和政治上只能更加被动。
4月8日,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还是按照先前通告,在北京新落成地众议院议场举行。这天风和日暖,街市通悬国旗。自上午9时起。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。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,众议员五百零三人。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,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,每个人都喜气洋洋。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,出席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,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,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。
10时,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鳖宣布典礼开始,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,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,反应稍微有些大,这样重大的日子,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,不得不让人费思量。
原本国会开幕,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的,但是由于宋案发生,京城谣言四起,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:“自正式国会召开后,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,若袁世凯前来,不当其为大总统,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,绝不列队欢迎。”为避免这样的难堪,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,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:“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,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,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。世凯亦国民一分子,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”,并高呼“中华民国万岁!民国国会万岁!”
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和杨士琦的卖力表演,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斗争解决“宋案”地幻想,至于国会中人民党的议员,则是一副高调,他们所筹划的,是如何尽最大努力控制住两院。
配合着程德全、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、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,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剧烈的抨击。黄兴满怀悲愤,奋笔书写了挽联一副,上联是:前年杀吴禄贞,去年杀张振武,今年杀宋教仁;下联是,你说是秦时竹,他说是赵秉钧,我说是袁世凯!此联一出,立即传遍大街小巷,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刊登。
在秦时竹有条不紊地布置应对方针时,国民党对“宋案”究竟如何处理,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。
孙中山从日本返沪地当天晚上,就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,陈其美、廖仲恺、居正、戴季陶等一干国民党高层都参与。由于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毫无疑问,孙中山对袁世凯地幻想完全破灭,主张速战。
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:“袁世凯此人,天性恶民,反复无常,固其一端;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,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,这其中,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,乃是我犯下的最大地政治错误;二是因为在中国,**之毒麻木人心,习于旧污者,视民主政体为仇敌,欲除之以为快,这些封建遗老和祟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,以其为推翻民国之工具,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。一句话,袁世凯现已成了反动势力的总代表。”
大家点头表示同意,袁世凯是非去不可,但如何操作呢?在事实上颇有难度。
孙中山继续讲武力倒袁的必要性:“经过宋案,袁世凯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已经可见一斑,狙杀遁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,向六国借款练兵用于军队,便是第二步,往后,还有更狠毒更器张的第三步、第四步……看起来,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。”
他催促道:“诸位,有何见解,请发表吧。”
黄兴虽然愤怒,但还不失冷静,说道:“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,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,罪证确凿,法律斗争权为有利,攻势也强。”此言一出,得到了居正、戴季陶等稳健派的支持。
孙中山不以为然,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:“不不,依我之见。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,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。宋案证据确凿,人心激昂,民气奋发,正可及时利用,否则时机一纵,后悔无及。”
黄兴迟疑了一下,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也曾闪过一念,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情之时,兴师问罪,兴兵讨伐。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,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,势薄力单,实在难以与北洋军作战。民国既已成立,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,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,急遽发难,必致大局糜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