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79章 盐政视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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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卑职以为,大总统不可操之过急。这些来京军官,可以在陆军部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,每月发饷,但只是虚位,没有军权的。至于湖北的军队,即使要改组也不能全部放我们的人。应该我们放一个,共和党放一个,同盟会也给他们一个,当然,北疆方面可不能再放了。”
正说话间,段祺瑞一身戎装进来了。
“芝泉,你来的正好!”看见心腹爱将来了,袁世凯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
“我来本是有事求见大总统。”段祺瑞说话比较干脆,“大总统说我来得正好,不知有何吩咐?”
袁世凯哈哈一笑:“芝泉啊芝泉,你还是老脾气,那你先说找我什么事吧。”
“我听说黎元洪已经北上,不日将来参议院接受质询,我恳请大总统,不可再放虎归山了。”
“哈哈哈!”袁世凯笑得十分夸张,“不愧是芝泉,不愧是芝泉啊!”
段祺瑞有些纳闷,赶紧问赵秉钧:“方才大总统和你商量什么来着?”
赵秉钧连忙将刚才与袁世凯商议的内容说了一通。段祺瑞一拍大腿:“太好了。”
“芝泉,瞧把你乐得,虽然多了一个师,但鄂军的战斗力想必你也清楚,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。”袁世凯对段祺瑞那股高劲不以为然。
“不然,大总统,我非是为鄂军而高兴。”段祺瑞认真地说,“鄂军我根本不放在眼里,就是您现在让我主持裁撤都可以。”
“那是为何?”袁世凯感到奇怪。
“汉阳兵工厂!”段祺瑞说出了他想要的东西,“汉阳厂自去年革命以来,一直掌握在湖北手中,名义上陆军部有统辖权。可黎元洪这老狐狸根本不让我们下手。更加不妙的是,为防止军队势力坐大,黎元洪已逐步停止了兵工厂的生产,现在全部闲置。从整军备武的要义来讲,军械十分重要的,从外国进口缓不济急。惟有自己生产才是正道。可中国三大兵工厂,沈厂握于北疆,根本不容我们插手,汉阳厂操于湖北。也不能下手,我们手中的北洋厂,却是三大厂中最小的,产量和技术都比前两者要落后。我一直以来都筹划着扩大,无奈款项和技术都有不足。有心无力。现在得此机会,岂不妙哉。”
袁世凯一拍脑门,猛然醒悟道:“若非芝泉提醒,我几乎忘记。”
赵秉钧插嘴,问段祺瑞:“那汉阳钢铁厂是不是也接收过来。”
“是。现在北洋生产枪炮用地钢铁。都是北方实业提供的。说好听是购买。说不好听是秦时竹施舍给我们,别看他现在很乐意将武器什么的卖给我们,但我仔细看过了,最新式的货色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,而且价格偏贵。在目前情形下,我们一方面要自己生产,一方面又不得不从他这里购买;如果汉阳钢铁厂、兵工厂能全线复工。我们可以摆脱目前这种受制于人的情况。”
“芝泉的话有道理。国防大计,万万不可仰人鼻息。”袁世凯还是很有志气的。“你回去仔细调查一下,看看要多少钱和多少时间才能复工,张南皮(张之洞)搞的烂摊子,还得我袁某人给他擦屁股。”
“禀大总统,自辛亥年以来,这两厂一直风雨飘摇,工人和技师走了大半,我听说基本都给北方实业和沈阳厂搜罗去了,就是江南制造局、福州船政局、德州兵工厂、金陵兵工厂的工人,也纷纷涌去北疆。现在沈阳厂地工人总和,顶得上全国其它各家兵工厂的总人数,至于技术力量,更是雄厚。”段祺瑞说,“如果今年接收汉阳,我看要一年功夫和至少500万的投入才行。”
“行!”袁世凯咬咬牙,“这事你全权去操办,现在大借款还没有落实,你先去提50万。”
“谢大总统。”段祺瑞最后说,“我想让徐树铮全权操办此事,大总统以为可否?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头号心腹,当时就想提名为陆军次长,后来因为要安排南方人物才做了司长。但袁世凯对徐树铮地印象不好,一听段祺瑞这么说,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了。
赵秉钧见袁世凯的脸色不大好看,知道段祺瑞地话触到了老袁的忌讳,赶紧打圆场:“我看此事事关重大,还是请芝泉亲自挂帅,让又诤(徐树铮的字)做个帮手吧。”
袁世凯咳了一声,勉强答应了。他讨厌徐树铮,但不能为了这个得罪段祺瑞,毕竟还要*他办事。
“那多谢大总统了,具体进度如何,我每月用公文报呈总统府审阅。”
此时,黎元洪人还在火车上,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人定局了……
视察盐政,早就在秦时竹的日程安排之内,无奈实在太忙,分身乏术,不得不推迟到现在。与秦时竹同行地,除了左雨农和几个秘书外,还有何峰和王永江。
北疆政治体制改革后,对盐政也有一个总地考虑,特别是财政窘迫,急需增加收入,整顿盐政便成了当务之急。在熊希龄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荐下,郑昊成了辽宁的盐政处处长,此刻他正在营口盐务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时竹等一行人的到来。营口盐务分局下辖盐田26万余亩,年产量在六万吨以上,为东北各盐场之最,为改革盐政,郑昊决定现场办公,因此,盐政处长不呆着沈阳,而是跑到营口去了。
秦时竹的兴致很高,一下飞艇,就直奔营口盐场听取郑昊的汇报,一行人边走边聊:
“盐为人体所必须,且需求变动不大,自古以来,就是课税对象,一来稳定。二来可*。”郑昊告诉众人,“世界各国莫不如此。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盐最高,年均在18斤左右,中国以江浙沿海地区最高,16斤左右,北方内陆地区稍少,也在12斤以上,东北各地,介于两者之间。约为14斤。中国人口众多,若是课税,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”
制盐方法,由于资源不同、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,可谓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辽宁、直隶、山东、淮北、福建、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;江苏的淮南、松江、浙江各场之盐。有用板晒地,有用釜煎地;四川、云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;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蒙古、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。
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,盐池设在盐滩附近,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。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,以便容纳海水。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。选样碱地卤旺之处。挖井汲水,然后晒盐。
首先开沟纳潮,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,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。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、二层不等,由高而低,秩序井然。成卤之处在长芦、辽宁盐区叫卤台。退潮之后,海水流经数个方池。层层套晒。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,当卤水已形成时。乃放入卤台,并导入成盐的小池,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,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。如果滩地距海较远,则掘井汲水晒制。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,深及地下水,汲井水入池后,晒法同前。由于滩晒方法简单,制成之盐成色又好,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,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。
就质量而言,以滩晒最为坚实、味咸,釜煎次之,板晒最差,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,每年春秋两季,如逢天气晴朗,生产相当顺利,场价每斤不过1厘,最多3厘,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,从四厘到一分不等。淮南、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,相差数十倍。
郑昊一边说,一边将各处盐田指给秦时竹看,后者点点头,“这么说来,咱们辽宁的盐很有优势喽,那为什么天下最出名的是长芦和两淮地盐?”
“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,更不代表盐税高,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,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。”郑昊笑着解释,“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,长芦也有1100余万,除了这两个,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,在800万元左右,而辽宁之盐税,不到700万。”
这就怪了,秦时竹看过郑昊递交上来地前清关于各地盐产量的报告,辽宁盐产量和长芦基本相等,一年在30万吨左右,两淮略多,在46万吨以上,两广的产量却只有辽宁的一半。“这么说来,各地平均盐税有很大不同喽?”
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,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。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,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,煎盐易于管理。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,全同税率划--,贩私利益不大,而罪责极大,无人敢轻易尝试。鸦片战争之后,晒盐方法盛行,沿海到处都可。太平天国之时,时局动荡,官府盐仓被焚毁,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,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,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,到一地征一次税,过一卡加一次捐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引界愈密,缉私愈严,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。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。而引商有包课之责,不得不重斤夹带,掺和泥沙,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。害民若此,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。
特别是清末以来,国家入不敷出,又历经甲午、庚子两笔巨额赔款,盐斤不断加价,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,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,而加价为405两,平均下来,每百斤在一两以上,淮南四岸(两淮地一半),每百斤高达325两,两广盐税平均,亦在24两左右,而东北各省,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,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,加价也不多,每百斤还不到08两,税赋可谓低廉,故而产量虽高,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,自然也不出名。
郑昊详细地解释了秦时竹地疑惑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秦时竹等人恍然大悟,“那东北的盐税与世界各国相比,是高了还是低了?”
“据南通张季老(曾任两淮盐政使)估算,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,合银元27元,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。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,折合我国货币,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,日本则为148元。因此,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一倍左右。而这都只是名义税赋,不包括各种规费(各级官吏的勒索费用)和报效(盐商被强迫的政治摊派)。若是算上这些,恐怕平均盐税更高。”
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,众人脸色都很好,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,大家地心又猛地一沉。
“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、杂税,有名之税,无名之税,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?”
“国家税赋容易计算,历年都有积档,但规费、报效等,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,而是流入私囊,确数难于计算。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,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,总数约和正税相等。以后历朝都有整顿,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。很显然,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,但不能、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。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,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:3。
至于报效,起源于乾隆中期,以后每逢大宗军需、庆典、工程,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,长芦、山东、两浙亦数十万两,几成惯例,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。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,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。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,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,虽无加税之名,却有加税之实。”郑昊总结道,“如此算来,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,日本的四倍左右。东北情况稍好,也在两倍左右。”
“卑职以为,大总统不可操之过急。这些来京军官,可以在陆军部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,每月发饷,但只是虚位,没有军权的。至于湖北的军队,即使要改组也不能全部放我们的人。应该我们放一个,共和党放一个,同盟会也给他们一个,当然,北疆方面可不能再放了。”
正说话间,段祺瑞一身戎装进来了。
“芝泉,你来的正好!”看见心腹爱将来了,袁世凯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
“我来本是有事求见大总统。”段祺瑞说话比较干脆,“大总统说我来得正好,不知有何吩咐?”
袁世凯哈哈一笑:“芝泉啊芝泉,你还是老脾气,那你先说找我什么事吧。”
“我听说黎元洪已经北上,不日将来参议院接受质询,我恳请大总统,不可再放虎归山了。”
“哈哈哈!”袁世凯笑得十分夸张,“不愧是芝泉,不愧是芝泉啊!”
段祺瑞有些纳闷,赶紧问赵秉钧:“方才大总统和你商量什么来着?”
赵秉钧连忙将刚才与袁世凯商议的内容说了一通。段祺瑞一拍大腿:“太好了。”
“芝泉,瞧把你乐得,虽然多了一个师,但鄂军的战斗力想必你也清楚,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。”袁世凯对段祺瑞那股高劲不以为然。
“不然,大总统,我非是为鄂军而高兴。”段祺瑞认真地说,“鄂军我根本不放在眼里,就是您现在让我主持裁撤都可以。”
“那是为何?”袁世凯感到奇怪。
“汉阳兵工厂!”段祺瑞说出了他想要的东西,“汉阳厂自去年革命以来,一直掌握在湖北手中,名义上陆军部有统辖权。可黎元洪这老狐狸根本不让我们下手。更加不妙的是,为防止军队势力坐大,黎元洪已逐步停止了兵工厂的生产,现在全部闲置。从整军备武的要义来讲,军械十分重要的,从外国进口缓不济急。惟有自己生产才是正道。可中国三大兵工厂,沈厂握于北疆,根本不容我们插手,汉阳厂操于湖北。也不能下手,我们手中的北洋厂,却是三大厂中最小的,产量和技术都比前两者要落后。我一直以来都筹划着扩大,无奈款项和技术都有不足。有心无力。现在得此机会,岂不妙哉。”
袁世凯一拍脑门,猛然醒悟道:“若非芝泉提醒,我几乎忘记。”
赵秉钧插嘴,问段祺瑞:“那汉阳钢铁厂是不是也接收过来。”
“是。现在北洋生产枪炮用地钢铁。都是北方实业提供的。说好听是购买。说不好听是秦时竹施舍给我们,别看他现在很乐意将武器什么的卖给我们,但我仔细看过了,最新式的货色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,而且价格偏贵。在目前情形下,我们一方面要自己生产,一方面又不得不从他这里购买;如果汉阳钢铁厂、兵工厂能全线复工。我们可以摆脱目前这种受制于人的情况。”
“芝泉的话有道理。国防大计,万万不可仰人鼻息。”袁世凯还是很有志气的。“你回去仔细调查一下,看看要多少钱和多少时间才能复工,张南皮(张之洞)搞的烂摊子,还得我袁某人给他擦屁股。”
“禀大总统,自辛亥年以来,这两厂一直风雨飘摇,工人和技师走了大半,我听说基本都给北方实业和沈阳厂搜罗去了,就是江南制造局、福州船政局、德州兵工厂、金陵兵工厂的工人,也纷纷涌去北疆。现在沈阳厂地工人总和,顶得上全国其它各家兵工厂的总人数,至于技术力量,更是雄厚。”段祺瑞说,“如果今年接收汉阳,我看要一年功夫和至少500万的投入才行。”
“行!”袁世凯咬咬牙,“这事你全权去操办,现在大借款还没有落实,你先去提50万。”
“谢大总统。”段祺瑞最后说,“我想让徐树铮全权操办此事,大总统以为可否?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头号心腹,当时就想提名为陆军次长,后来因为要安排南方人物才做了司长。但袁世凯对徐树铮地印象不好,一听段祺瑞这么说,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了。
赵秉钧见袁世凯的脸色不大好看,知道段祺瑞地话触到了老袁的忌讳,赶紧打圆场:“我看此事事关重大,还是请芝泉亲自挂帅,让又诤(徐树铮的字)做个帮手吧。”
袁世凯咳了一声,勉强答应了。他讨厌徐树铮,但不能为了这个得罪段祺瑞,毕竟还要*他办事。
“那多谢大总统了,具体进度如何,我每月用公文报呈总统府审阅。”
此时,黎元洪人还在火车上,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人定局了……
视察盐政,早就在秦时竹的日程安排之内,无奈实在太忙,分身乏术,不得不推迟到现在。与秦时竹同行地,除了左雨农和几个秘书外,还有何峰和王永江。
北疆政治体制改革后,对盐政也有一个总地考虑,特别是财政窘迫,急需增加收入,整顿盐政便成了当务之急。在熊希龄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荐下,郑昊成了辽宁的盐政处处长,此刻他正在营口盐务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时竹等一行人的到来。营口盐务分局下辖盐田26万余亩,年产量在六万吨以上,为东北各盐场之最,为改革盐政,郑昊决定现场办公,因此,盐政处长不呆着沈阳,而是跑到营口去了。
秦时竹的兴致很高,一下飞艇,就直奔营口盐场听取郑昊的汇报,一行人边走边聊:
“盐为人体所必须,且需求变动不大,自古以来,就是课税对象,一来稳定。二来可*。”郑昊告诉众人,“世界各国莫不如此。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盐最高,年均在18斤左右,中国以江浙沿海地区最高,16斤左右,北方内陆地区稍少,也在12斤以上,东北各地,介于两者之间。约为14斤。中国人口众多,若是课税,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”
制盐方法,由于资源不同、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,可谓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辽宁、直隶、山东、淮北、福建、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;江苏的淮南、松江、浙江各场之盐。有用板晒地,有用釜煎地;四川、云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;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蒙古、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。
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,盐池设在盐滩附近,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。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,以便容纳海水。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。选样碱地卤旺之处。挖井汲水,然后晒盐。
首先开沟纳潮,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,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。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、二层不等,由高而低,秩序井然。成卤之处在长芦、辽宁盐区叫卤台。退潮之后,海水流经数个方池。层层套晒。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,当卤水已形成时。乃放入卤台,并导入成盐的小池,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,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。如果滩地距海较远,则掘井汲水晒制。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,深及地下水,汲井水入池后,晒法同前。由于滩晒方法简单,制成之盐成色又好,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,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。
就质量而言,以滩晒最为坚实、味咸,釜煎次之,板晒最差,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,每年春秋两季,如逢天气晴朗,生产相当顺利,场价每斤不过1厘,最多3厘,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,从四厘到一分不等。淮南、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,相差数十倍。
郑昊一边说,一边将各处盐田指给秦时竹看,后者点点头,“这么说来,咱们辽宁的盐很有优势喽,那为什么天下最出名的是长芦和两淮地盐?”
“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,更不代表盐税高,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,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。”郑昊笑着解释,“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,长芦也有1100余万,除了这两个,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,在800万元左右,而辽宁之盐税,不到700万。”
这就怪了,秦时竹看过郑昊递交上来地前清关于各地盐产量的报告,辽宁盐产量和长芦基本相等,一年在30万吨左右,两淮略多,在46万吨以上,两广的产量却只有辽宁的一半。“这么说来,各地平均盐税有很大不同喽?”
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,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。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,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,煎盐易于管理。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,全同税率划--,贩私利益不大,而罪责极大,无人敢轻易尝试。鸦片战争之后,晒盐方法盛行,沿海到处都可。太平天国之时,时局动荡,官府盐仓被焚毁,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,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,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,到一地征一次税,过一卡加一次捐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引界愈密,缉私愈严,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。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。而引商有包课之责,不得不重斤夹带,掺和泥沙,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。害民若此,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。
特别是清末以来,国家入不敷出,又历经甲午、庚子两笔巨额赔款,盐斤不断加价,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,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,而加价为405两,平均下来,每百斤在一两以上,淮南四岸(两淮地一半),每百斤高达325两,两广盐税平均,亦在24两左右,而东北各省,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,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,加价也不多,每百斤还不到08两,税赋可谓低廉,故而产量虽高,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,自然也不出名。
郑昊详细地解释了秦时竹地疑惑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秦时竹等人恍然大悟,“那东北的盐税与世界各国相比,是高了还是低了?”
“据南通张季老(曾任两淮盐政使)估算,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,合银元27元,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。而同期西欧各国的盐税较低,折合我国货币,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,日本则为148元。因此,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一倍左右。而这都只是名义税赋,不包括各种规费(各级官吏的勒索费用)和报效(盐商被强迫的政治摊派)。若是算上这些,恐怕平均盐税更高。”
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,众人脸色都很好,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,大家地心又猛地一沉。
“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、杂税,有名之税,无名之税,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?”
“国家税赋容易计算,历年都有积档,但规费、报效等,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,而是流入私囊,确数难于计算。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,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,总数约和正税相等。以后历朝都有整顿,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。很显然,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,但不能、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。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的估计,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:3。
至于报效,起源于乾隆中期,以后每逢大宗军需、庆典、工程,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,长芦、山东、两浙亦数十万两,几成惯例,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。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,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。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,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,虽无加税之名,却有加税之实。”郑昊总结道,“如此算来,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,日本的四倍左右。东北情况稍好,也在两倍左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