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04章 民生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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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不容易止住笑,秦时竹翻开下一页稿纸说:“那我继续说下去吧,中产阶层主要是城市中有专业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,一般收入中等,可以维持小康水平,但依然面临着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危险,例如教员、政府低级职员、会计等等,他们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阶层*拢,一方面又很害怕沦落下去;
资本家阶层可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民族资本家部分,主要是国内兴办实业的企业家和大商人,比如张謇,又比如我岳父(秦时竹说到这里,大家都点头,心想,他要不是就没人是了)……一般而言,他们掌握了比较雄厚的资本,兴办了一批产业,有一定作为,虽然与列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,但依然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基本独立;
买办资产家部分是指与外国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企业家和大商人,他们的经济势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结列强的基础上,他们虽有一定的独立意识,但只要列强一紧逼,很容易动摇、退却,甚至反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同胞,他们往往从属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主子,如果看到他们也反对列强,那肯定是和他们主子之间有仇的那一部分……他们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,如盛宣怀等人;
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划分清楚,具体到某一个人往往会变动、转化。甚至会有兼而有之地特征,但大体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本来,官僚阶层是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特征,士、农、工、商的传统分法就单独列举为一个阶层。但我以为,从前的分法大都以职业为划分,并不能反映其经济地位,故而让人费解。官僚阶层本身也分层,其下层,主要是供职于政府地普通职员或低级官员,无特殊技能。如衙役、捕头等,可以划入农民阶层;中层官员,有一定专业技能,收入尚可,经济地位与中产阶层相仿,如文书、师爷等,故可以归入此一阶层;上层官员,一般地位较高,经济实力雄厚。有一定能量,我把他归入地主阶层和资本家阶层。在现实中,也常常可以看见,很多官员在朝时是官僚,在野时是地主,两者的身份结合体现得极为明显,地主阶层中那些穷奢极欲、腐化堕落的,往往也是这批人。因为他们的钱财大都来自于贪污受贿,钱来得方便,花钱自然也大方,象袁世凯就是大地主,一人娶十几个姨太太……”众人哄堂大笑。
“官员中有部分比较开明,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新兴实业中去,由于他们掌握政权。有地位、有实力,各方面人际关系娴熟,慢慢地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。有些严重依赖国家政权和外国势力,那就是买办化的资本家,如盛宣怀,既是邮传部大臣,又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。那些官督商办地官员。比如象周学熙那样。一开始也有买办色彩,但逐渐逐渐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。在我们东北。禹部长就可以算是民族资本家阶层出身。”
“复生兄,我个人感觉,有些人身上不仅有一种身份,甚至可能有两重。”袁金铠说,“就拿沈先生举例,他不仅是地主阶层,同时也是资本家阶层,这个您做何解释?”
“一个人归入于哪个阶层,并不是说他和哪个阶层沾一点边就属于哪个阶层,而是看他主要的经济地位属于哪一个阶层。”秦时竹说,“以我岳父举例,这些年钱是越来越多了,但地却没有多起来,甚至更少,因为都用来办实业了,他虽然也带着地主阶层的特征,但主要的经济地位是在资本家阶层。”
张榕问:“从都督这个分法来看,似乎还有按职业区分的痕迹,比如,在农业是农民和地主阶层,在工业是工人和资本家阶层,只不过是成对出现,而且将士这个阶层取消了,您是不是这个意思?”
“这个结论大体不错,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比如,夏师长的丈人办了垦荒公司,雇了一堆人开荒、种地、卖大豆等农作物,从事的也是农业,但他就不是地主阶层,或者说他的主要经济地位不是地主阶层,而应该是资本家阶层。他所雇佣的农民,应该算是产业工人中地农业工人。”
“都督的分法很不错,不仅独到而且准确,但这个分法有什么意思吗?和我们的党纲、党义有什么具体联系?”
“为什么要这么区分,就是要探究社会不公、不安究竟产生于何处。除了清朝这一代,大家说说历朝历代灭亡的真是原因是什么?”
大家纷纷讨论起来,不外乎农民起义、外族入侵、内部权臣政变等等。
秦时竹说:“中国古代,历来就是农本经济,多小农,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,发达不起来。这么多王朝为什么会亡,我看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。清朝有句话我觉得说得不错,清之天下,非得自于明,而得自于流寇,是李闯王打进了北京城,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。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?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,是不会造反的,官逼民反时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。”
“据明史记载,主要是陕西大灾,明廷不但不减税,反而继续加派赋税,百姓苦不堪言,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。”左雨农说,“特别是为了和满族开战,加派三饷尤为苛刻。”
“这只是表象,中国历代的兴亡,其实可以从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。每个朝代前期,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,故而天下可得安生,中期以后,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,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,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,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,他们无奈之下,或者逃亡,或者依附于地主。但朝廷的赋税是不会减少地,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,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,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,纳税的人少了,税额不少,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,更加刺激其余的农户流亡,发展到一定阶段,就是天下大乱,造反蜂起,然后就是打仗、死人。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,人口减少,有些地主死于大乱,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,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,等太平日久,又开始新一轮地兼并,然后再大乱……如此周而复始,形成一个怪圈,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、社会安宁、百姓可得温饱,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……”
“都督的话真精辟。”左雨农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原来总以为是开国皇帝知道百姓艰辛,故而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然而他们子孙不像样,所以天怒人怨……”
“从都督这个意思来说,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,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,是不是面对崇祯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?”袁金铠问。
“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,总归对人民是有所好处,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,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,但人终究有一死,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、英明,这个王朝总有亡的时候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实行共和、宪政,传贤不传子,可以保证天下安宁。”张榕感叹道,“没想到为什么要革命这个道理经过都督这么一说,变得如此清晰。”
“我说这个,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解释革命。”秦时竹说,“你们注意到没有,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,也有农民,他们也有土地兼并,为什么他们就不亡国呢?”
“主要是*掠夺我们,且不说鸦片战争,光甲午一战,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,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,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。”
“不完全对,列强之所以发达,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,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实业,或者说工业。”秦时竹认真地说,“一国地土地终究是有限地,这个不大多得起来,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,大家如果都挤在一起弄饭吃,迟早要出乱子。你看现在无业流民这么多,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。幸亏现在革命,如果还象洪秀全一样,登高一呼,万众响应,这些流民就会都投身进去,造成地破坏力相当惊人。发展实业,就可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,一方面减轻了社会压力,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。试想,一个占地一千亩的煤矿,如果是农田,那五十户人家耕种还是紧巴巴的,但这么大的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,起码得雇5000人才够;又比如一块20亩的荒地用来开纱厂,可以吸纳1000以上的工人,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?全国除了我们东北还有西北,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让农民开垦?时间一长,天下又得大乱。”
好不容易止住笑,秦时竹翻开下一页稿纸说:“那我继续说下去吧,中产阶层主要是城市中有专业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,一般收入中等,可以维持小康水平,但依然面临着沦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危险,例如教员、政府低级职员、会计等等,他们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阶层*拢,一方面又很害怕沦落下去;
资本家阶层可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民族资本家部分,主要是国内兴办实业的企业家和大商人,比如张謇,又比如我岳父(秦时竹说到这里,大家都点头,心想,他要不是就没人是了)……一般而言,他们掌握了比较雄厚的资本,兴办了一批产业,有一定作为,虽然与列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,但依然能够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基本独立;
买办资产家部分是指与外国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企业家和大商人,他们的经济势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结列强的基础上,他们虽有一定的独立意识,但只要列强一紧逼,很容易动摇、退却,甚至反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同胞,他们往往从属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主子,如果看到他们也反对列强,那肯定是和他们主子之间有仇的那一部分……他们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,如盛宣怀等人;
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划分清楚,具体到某一个人往往会变动、转化。甚至会有兼而有之地特征,但大体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本来,官僚阶层是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特征,士、农、工、商的传统分法就单独列举为一个阶层。但我以为,从前的分法大都以职业为划分,并不能反映其经济地位,故而让人费解。官僚阶层本身也分层,其下层,主要是供职于政府地普通职员或低级官员,无特殊技能。如衙役、捕头等,可以划入农民阶层;中层官员,有一定专业技能,收入尚可,经济地位与中产阶层相仿,如文书、师爷等,故可以归入此一阶层;上层官员,一般地位较高,经济实力雄厚。有一定能量,我把他归入地主阶层和资本家阶层。在现实中,也常常可以看见,很多官员在朝时是官僚,在野时是地主,两者的身份结合体现得极为明显,地主阶层中那些穷奢极欲、腐化堕落的,往往也是这批人。因为他们的钱财大都来自于贪污受贿,钱来得方便,花钱自然也大方,象袁世凯就是大地主,一人娶十几个姨太太……”众人哄堂大笑。
“官员中有部分比较开明,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新兴实业中去,由于他们掌握政权。有地位、有实力,各方面人际关系娴熟,慢慢地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。有些严重依赖国家政权和外国势力,那就是买办化的资本家,如盛宣怀,既是邮传部大臣,又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。那些官督商办地官员。比如象周学熙那样。一开始也有买办色彩,但逐渐逐渐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。在我们东北。禹部长就可以算是民族资本家阶层出身。”
“复生兄,我个人感觉,有些人身上不仅有一种身份,甚至可能有两重。”袁金铠说,“就拿沈先生举例,他不仅是地主阶层,同时也是资本家阶层,这个您做何解释?”
“一个人归入于哪个阶层,并不是说他和哪个阶层沾一点边就属于哪个阶层,而是看他主要的经济地位属于哪一个阶层。”秦时竹说,“以我岳父举例,这些年钱是越来越多了,但地却没有多起来,甚至更少,因为都用来办实业了,他虽然也带着地主阶层的特征,但主要的经济地位是在资本家阶层。”
张榕问:“从都督这个分法来看,似乎还有按职业区分的痕迹,比如,在农业是农民和地主阶层,在工业是工人和资本家阶层,只不过是成对出现,而且将士这个阶层取消了,您是不是这个意思?”
“这个结论大体不错,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。比如,夏师长的丈人办了垦荒公司,雇了一堆人开荒、种地、卖大豆等农作物,从事的也是农业,但他就不是地主阶层,或者说他的主要经济地位不是地主阶层,而应该是资本家阶层。他所雇佣的农民,应该算是产业工人中地农业工人。”
“都督的分法很不错,不仅独到而且准确,但这个分法有什么意思吗?和我们的党纲、党义有什么具体联系?”
“为什么要这么区分,就是要探究社会不公、不安究竟产生于何处。除了清朝这一代,大家说说历朝历代灭亡的真是原因是什么?”
大家纷纷讨论起来,不外乎农民起义、外族入侵、内部权臣政变等等。
秦时竹说:“中国古代,历来就是农本经济,多小农,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,发达不起来。这么多王朝为什么会亡,我看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。清朝有句话我觉得说得不错,清之天下,非得自于明,而得自于流寇,是李闯王打进了北京城,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。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?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,是不会造反的,官逼民反时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。”
“据明史记载,主要是陕西大灾,明廷不但不减税,反而继续加派赋税,百姓苦不堪言,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。”左雨农说,“特别是为了和满族开战,加派三饷尤为苛刻。”
“这只是表象,中国历代的兴亡,其实可以从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。每个朝代前期,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,故而天下可得安生,中期以后,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,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,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,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,他们无奈之下,或者逃亡,或者依附于地主。但朝廷的赋税是不会减少地,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,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,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,纳税的人少了,税额不少,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,更加刺激其余的农户流亡,发展到一定阶段,就是天下大乱,造反蜂起,然后就是打仗、死人。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,人口减少,有些地主死于大乱,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,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,等太平日久,又开始新一轮地兼并,然后再大乱……如此周而复始,形成一个怪圈,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、社会安宁、百姓可得温饱,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……”
“都督的话真精辟。”左雨农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原来总以为是开国皇帝知道百姓艰辛,故而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然而他们子孙不像样,所以天怒人怨……”
“从都督这个意思来说,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,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,是不是面对崇祯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?”袁金铠问。
“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,总归对人民是有所好处,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,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,但人终究有一死,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、英明,这个王朝总有亡的时候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实行共和、宪政,传贤不传子,可以保证天下安宁。”张榕感叹道,“没想到为什么要革命这个道理经过都督这么一说,变得如此清晰。”
“我说这个,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解释革命。”秦时竹说,“你们注意到没有,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,也有农民,他们也有土地兼并,为什么他们就不亡国呢?”
“主要是*掠夺我们,且不说鸦片战争,光甲午一战,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,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,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。”
“不完全对,列强之所以发达,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,是因为他们发展了实业,或者说工业。”秦时竹认真地说,“一国地土地终究是有限地,这个不大多得起来,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,大家如果都挤在一起弄饭吃,迟早要出乱子。你看现在无业流民这么多,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。幸亏现在革命,如果还象洪秀全一样,登高一呼,万众响应,这些流民就会都投身进去,造成地破坏力相当惊人。发展实业,就可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,一方面减轻了社会压力,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。试想,一个占地一千亩的煤矿,如果是农田,那五十户人家耕种还是紧巴巴的,但这么大的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,起码得雇5000人才够;又比如一块20亩的荒地用来开纱厂,可以吸纳1000以上的工人,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?全国除了我们东北还有西北,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让农民开垦?时间一长,天下又得大乱。”